【重磅】“一带一路”需要“原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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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的逻辑,是过去五年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常常在想,有没有成熟的理论可以概括“一带一路”的学理基础或逻辑,或者说“一带一路”的自身逻辑是否是对以往相关理论的超越,“一带一路”需要“原理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一带一路”战略与新疆社会发展》(项目编号:16ZDA152)项目组专家就此进行了深度交流,现将主要观点整理如下:

一、赵磊:从“中心-边缘”秩序到“节点-网格”秩序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教授、国际关系与“一带一路”研究所所长

“一带一路”是对沃勒斯特“世界体系理论”的超越。世界体系理论的逻辑是“中心-边缘”秩序,而“一带一路”的逻辑是“去中心”,即通过互联互通将边缘地带打通成为节点,节点之间形成网格,每一个国家都是“自中心”,由此国家在网格体系中实现公平与普惠。

美国纽约州立大学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是著名的社会学家,在其看来现代世界体系是一个由经济体系、政治体系、文化体系三个基本维度构成的复合体。过去的全球化形成了以资本主义为核心的世界经济体系,“一体化”与“不平等”是这一体系的两个最主要特征。

在经济体系中,世界性劳动分工体系与世界性商品交换关系两条主线,将各个国家牢牢地粘结在庞大的世界经济网中。但是,一体化不等于均等化,相反,中心―半边缘―边缘的层级结构表明了世界经济体的极端不平等性,发达国家外围到处存在不发达。核心化以及边缘化都是动态性的过程。“中心”拥有生产和交换的双重优势,对“半边缘”和“边缘”进行经济剥削。

在政治体系中,英、美等发达国家居于体系的“中心”,一些中等发达程度的国家属于体系的“半边缘”,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处于体系的“边缘”。政治上追求霸权地位和经济上追求利润最大化一样,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推动力。追求霸权地位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共同目标。

在文化体系中,以西方文化为标准的普世价值凌驾于多元民族文化之上,营造了一种全球趋同的文化氛围。

在过去五年,“一带一路”建设有一个明显特征,就是大多数重点项目建在边缘或半边缘国家,如中亚五国、中东欧十六国等。这些国家很多是“内锁国”(land-locked country),如东南亚的老挝、非洲的埃塞俄比亚、中东欧的捷克等,这些国家一直被锁在大陆腹地,无法连通海洋,无法享受全球化所带来的福利。中老铁路、亚吉铁路、中欧班列等使这些“内锁国”可以联通海洋,变成“陆联国”(land-linked country),实现了陆海统筹,由此共享全球化的红利与福祉。

在政治体系中,“一带一路”强调“去中心”、“非极化”,不追求霸权地位。与美国以自身霸权或权威构建的盟友体系不同(在盟友体系内部也有等级存在),“一带一路”是全球伙伴关系体系的具化,共赏、共建、共享是全球治理的原则,也是“一带一路”的原则。

在文化体系中,西方价值观是趋“同”,是典型的范式性力量,而“一带一路”价值观是倾“通”,是典型的文明型力量,即承认差异,据此构建相互欣赏、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的人文格局。

总之,“一带一路”不能只是政策分析或政策解读,要有“原理论”;不能总是讲“一带一路”不是什么,要讲清楚“一带一路”是什么,即她的具体内涵以及衡量指标究竟是什么。在笔者看来,“一带一路”的逻辑有三个层次:1、中国经济外交的顶层设计;2、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3、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公共产品。每一个层次都有不同的主体侧重、衡量指标,以及理论基础,见下图。

 

二、赵柯:“一带一路”的经济学逻辑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副教授

从1980年代到2006年,全球经济经历了一个被称之“大稳健”(Great Moderation)的经济繁荣周期,高速增长、低通胀率和低失业率是这一阶段的特征。2007年的全球金融风暴让世界经济发展从“大稳健”转换为“大危机”。之后,全球经济进入一个深度调整期。全球经济复苏脆弱、不均衡,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的说法,当前全球经济正处于拐点:它可以一直保持低增长——进入“新平庸时代”(new mediocre)。这种风险是存在的。所以,当前世界各国政府都在寻找经济增长的新动力。“一带一路”建设正是要为经济增长提供这样一种新动力。

经济增长,说到底是劳动生产率提高的结果,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首先需要贸易,也就是人与人之间通过交易“互通有无”。对此,亚当斯密在其1776年出版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中给出了强有力的论证。斯密在《国富论》中要回答的核心问题就是:国民财富从哪里来?

《国富论》洋洋洒洒数十万言,几乎涉及了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但他开明宗义放在第一章的是“论分工”,这是斯密对增长最为深刻的洞见。他认为经济增长源自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因为有了分工和专业化,而分工和专业化程度的加强则有赖于市场规模的扩大。这就好比一个村子,如果只有三、五户人家,家家都得自给自足。但如果有了三五十户,甚至三五百户,那么分工就会出现:一些家庭可以只专注于种粮食,另外一些则可以制造农具、酿造美酒或者开设餐馆。村民相互交易自己的劳动成果,结果是村庄的整体福利得到提高。

斯密所描述的这个增长模型告诉我们:只有市场规模扩大才能容纳更多的分工和专业化,进而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经济增长才会出现。简单说就是:市场规模很重要,经济增长取决于市场规模的扩大。

“一带一路”最基本的经济学逻辑,就在于通过各国间的互联互通,全球市场规模极大地得到了拓展,这让提升分工和专业化水平成为可能,世界经济的增长才能获得更为持久的推动力。“一带一路”建设是解决当前全球经济长期增长瓶颈的一个重要途径。

三、熊洁:“一带一路”超越“斯密增长”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副教授

“一带一路”设想已经超越了传统的斯密增长模式,进一步在熊彼特增长和诺斯增长方面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要通过国家之间的合作扩大市场规模,更强调大力推进技术和制度等方面的创新方面的创新和进步。

斯密增长简言之即通过市场规模的扩大推动的经济增长。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指出,只有当对某一产品的需求随着市场规模的扩大增长到一定程度时,专业化的生产者才能实际出现和存在。换句话说,随着市场规模的扩大,分工和专业化的程度不断提高,经济得以增长。

熊彼特增长即基于研发创新的技术进步所引致的经济增长。这种增长理论具有两个特征:一是在水平方向上,产品数量和种类不断增加,导致分工细化与产业结构持续变化,进而促进经济增长。二是在垂直方向上,产品质量不断提升,高质量产品不断出现,原有质量水平的产品不断消亡,新旧产品不断交替,这将促使在位的垄断厂商和潜在进入的新厂商激烈竞争,导致社会整体技术水平提升,因而促进了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持续增长,反映出创造性毁灭对于现代经济增长的重要意义。

诺斯增长即强调制度创新和变革导致的经济增长。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诺斯将新古典经济学中所没有涉及的内容制度,作为内生变量运用到经济研究中去。诺斯通过历史上法国、西班牙、英国、荷兰、美国等国家经济增长的案例的分析,提出产权制度、意识形态、国家、伦理道德等制度因素是推动经济演进和发展的重要变量。

“一带一路”秉承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以建成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创新之路、文明之路的目标,显然超越了过去单方面追求某种特定单一目标经济发展理念,不应该简单的用斯密增长来描述这一倡议,而要强调全面的包容性增长,加入熊彼特增长或诺斯增长等方面的视角。市场规模的扩大当然是“一带一路”的重要目标,但并未止步于此。需要指出的是该倡议前所未有的强调创新为国家之间的合作和经济发展注入了更多的活力和内容。这里的创新包括丰富的内涵,一方面是指技术方面的创新。技术创新本身就是“一带一路”的重要内涵,相关国家愿意就技术创新与转移、数字“一带一路”建设以及科技人才的培养深入交流开展合作,前所未有的让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电子商务、人工智能等先进的技术和理念贯穿始终。另一方面创新意味着国际合作制度建设方面有新的突破,在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体的框架之下,共商、共享、共建,改变独善其身的旧有思维,实现共同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

四、严庆:“链通珠耀”的价值与逻辑

 

中央民族大学中国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研究院教授

“一带一路”是当代中国在审视自身发展与全球发展的大格局、中国发展与世界发展的大趋势下,提出的兼具智慧与气度的大愿景,其呈现的不仅是中国决策者的实践智慧,还内隐着“链通珠耀”的价值与逻辑。

“链通珠耀”,就是一颗颗独具价值的珍珠,在串联为一个珍珠链后价值更大。一颗颗珍珠就是一个个沿路沿线国家,把整个珍珠链通串起来的就是“一带一路”。“链通珠耀”意指,“一带一路”的联通性提升了沿路沿线国家的独自价值,独自价值与整体价值相依共生。

每一个沿路沿线国家就是一颗光华耀眼的明珠。当今国际政治,是珍视国家主权与自身权益的政治,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轻言与选择对外的依附性。哈萨克斯坦的“光明之路”、土耳其提出的“中间走廊”、蒙古提出的“发展之路”、越南提出的“两廊一圈”、英国提出的“英格兰北方经济中心”、波兰提出的“琥珀之路”等,展现的均是平等主权意识和主体国格。“一带一路”愿景远离强者通吃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平等、尊重、承认、互谅是实现群珠通连的前提。

同一根链条让珠珠同耀。珠珠同链具有了整体价值,个体价值也随着整体价值的提升而提升。作为链条,任何一个环节的断开,都会导致群珠散落,因而“一带一路”作为共赢链条需要沿路沿线国家的共同认同;作为链条,只有不断的坚韧,珠珠同耀的持续性才能得以保障,因而要不断增量沿路沿线对“一带一路”的信心。“链通珠耀”远离了国家综合国力竞争中的零和博弈,谋求的是国国“强身健体”;“链通珠耀”远离了“中心-边缘”体系,每一个参与国都可以成为共赢命运体的自中心。

“链通珠耀”体现的沿路沿线国家共建共享共赢的价值选择,不是某国指摘中国海外建港制约他国的所谓“珍珠链战略”。“一带一路”已经走过五年,展望未来,资源的有限性、局部的政治生态变化、窥测与觊觎势力等因素都会对此愿景提出不同程度的扰动,而不断深化和秉持愿景背后的价值与逻辑则有助于愿景走实走远。

五、赵明昊:“一带一路”的互联互通理论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员

未来数十年很可能将出现一个美、中、欧、俄构成的“多中心”世界,同时也会有若干占据“枢轴”地位的国家,如哈萨克斯坦、印度尼西亚、伊朗等。“多中心”与过去常说的“多极”大不一样。“极”的概念更多体现的是一种19世纪的思维,与“势力范围”、“后院”、“大博弈”等一连串带有封闭性、冲突性的理念密切相联。“多中心”世界在承认相关国家拥有“中心强国”地位的同时,也强调这些“中心强国”之间的联通性和相互依存。在一个权力分散的“网络化世界”或“多节点世界”中,国际社会的等级性结构逐渐被网络化结构所取代。一个国家的权力不仅来自于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力量,还来自于对“关系”或曰“互联互通”的掌控,如果能处于在不同利益下形成的多种临时性组合的结点,与其他利益攸关者和重要力量建立“联通性”,就有望在21世纪成为最有权力的国家。面对很可能出现的“多中心”世界,同时考虑到中国的现实国力、发展挑战、政治制度、文化传统、地缘限制等因素,中国千万不要被“世界老大”的迷梦所绑缚,而应选择一种以“互联互通”为导向的大战略。“互联互通”目标是有限的、可控的,战略姿态是克制的,重在发挥中国的真正优势,以包容、融合、聚合化解封闭、排他、阵营,彰显的是“和羹之美,在于合异”的“东方智慧”。

由此,可以在“一带一路”建设的实践基础上尝试构建互联互通理论。应当看到,既有国际关系和外交理论存在明显不足,对“一带一路”缺乏理论话语层面的适用性。第一,欧洲式的一体化理论,要求欧盟成员国让渡主权,追求建立法制化程度较高的政治联盟,主要是“趋同”的过程,旨在从“多元”走向“统一”。然而,欧洲一体化模式的刚性色彩太强,欧盟内部压力日增,“英国脱欧”等表明其存在深层次弊端。第二,美国式的“霸权稳定论”,强调美国“一家独大”的合理性,追求由霸权国家来确保全球稳定,既缺乏道义基础,也与世界发展的“多中心”趋势不符。第三,苏联式的国际分工论,实质上是以“分工”为名行“控制”之实,充满“大国沙文主义”色彩,其内在的“剥削性”受到东欧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广泛诟病。不难看出,上述理论的共同弊端在于,都是以上下关系为基础的“等级制”,都出现“中心-边缘”的不平等发展模式,都具有阵营性、排他性的价值取向。

具体而言,“一带一路”所体现的“互联互通理论”具有以下主要内涵和鲜明特征。一是不以削弱各国主权为代价推动跨国性合作,而是肯定主权、维护主权,注重发挥各国政府在促进合作方面的枢轴作用。不以建立超国家实力为目标,而是倡导建立平等互助、合作共赢的“共生体系”。二是不以消除差异性为目标,而是充分尊重文明多元性和国际发展模式多样性,重视以共同理念、共通目标凝聚各国合力,实现“开放性聚合”。不靠什么唯一的价值观和体制来“统合”他国,而是寻求适应“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各具特色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态。三是不搞“唯我独尊”,要“合唱”不要“独奏”,强调“对接”而不是“趋同”,力求建立“平等的伙伴关系网络”而非“等级性秩序”,不强求他方制定新的战略呼应中方,而是将中方倡议与各国已有的发展规划紧密衔接起来,以务实的共同规划推动相关合作。四是不搞“唯规则论”,既推动规则建设,也重视沟通、协商、调解的作用,尽量照顾各方舒适度,维护彼此默契。面对分歧摩擦,既靠规则疏导,也靠关系“润滑”,将“规则治理”和“关系治理”相互结合。五是不搞“小圈子”,拒绝非此即彼、阵营分立、零和博弈,注重协调“一带一路”建设的“沿线国家”和“相关国家”的关系,力求以互联互通消解和超越霸权秩序等内生的“排他性”和“对抗性”。

六、曹峰:“一带一路”有效联结全球华人华侨

 

清华大学中国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研究中心副主任

根据最新统计,目前我国有 6000多万华侨华人广泛分布在世界上近200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和地区恰好是侨胞最主要的聚居区,有4000多万侨胞居住于此,占到了侨胞总数的三分之二。侨胞在“丝路”沿线国家聚居时间长、人数多、融人深、人脉广、影响大,且每个国家都有一大批“四有”人士(即政治上有地位、社会上有影响、经济上有实力、专业上有造诣),他们在资金、人才、技术、文化等方面都拥有巨大优势。华人华侨熟知当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法律等各方面情况,与住在国政商精英和普通百姓有着长久和广泛的往来,拥有由历史传承下来的中外交流方面的经验。华侨华人是一个集政治资源、资本资源、人力资源、科技资源、文化资源、信息及网络资源等资源类型于一体的资源系统,是“一带一路”建设的独特力量,是实现“全球命运共同体”重要基础。

中国综合实力的增强,国际影响力的扩大,激发了海外华人华侨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豪感,海外的华人华侨普遍希望国家不断强大。“一带一路”倡议正成为激发海外华人华侨爱国情怀的重要“名片”,在华人华侨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应积极出台帮扶措施,帮助华人华侨生存、发展,拉近心理距离,梳理心理认同机制,争取华人华侨在心理上对故乡、祖国、民族的认同,从而转化为国家战略中的重要建设力量。中国梦,既是祖国的梦想,也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梦想。“一带一路”倡议是有效联结全球华人华侨的重要战略,为实现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铸就全球基础。

七、袁剑:“一带一路”是“新历史的延续”

中央民族大学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副教授

中国古代曾经有过自己的天下秩序话语与现实实践逻辑,当下“一带一路”倡议既有其历史基础,同时也需要在新的世界语境下思考当代的逻辑可能性问题。

从历史教益层面而言,“一带一路”可以尝试归纳为一个基于历史实践的、考虑了中国自身实力限度的、基于地缘互助而非意识形态输出的中国式外部秩序结构。这种结构在理念层面应兼顾当下各国的平等与安全需求,在文化层面考虑到宗教与文明区块的特质问题,在认同层面必须注意到因海外华人和跨界民族的存在而可能出现的认同重叠与认同冲突问题,并对20世纪60-70年代中国对周边的“革命输出”进行话语切割,从而形成摆脱政治意识形态框架,具有兼容古代“天下”秩序与现实世界格局可能性的整体性逻辑。

这种逻辑不是一种“历史的终结”,而是一种“新历史的延续”。这种新的历史并不是福山意义上的西方中心的或者说资本主义的历史,而是面向整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具有其自身主体性的历史。当然,这种延续性不能建立在对古代历史的简单复归上,更不是近代西方殖民历史的重演,而应是基于当代“一带一路”各国区域性历史共识上的后续延伸。我们是在剔除了殖民与霸权色彩的“新历史”上构建面向未来的框架。

八、杨梅:“一带一路”是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

 

新疆大学政治与行政管理学院副教授

撰写此文,正值2018G20峰会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召开之际。十年之前,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时,G20临危受命从财长会议升格为领导人峰会,对于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促进世界经济复苏发挥了重要作用。法国前总统尼古拉·萨科齐曾这样评G20机制的重要意义:“G20预示着21世纪的全球治理。”

全球治理的提出与全球化时代密切相关,是全球化进程深化、全球问题凸显蔓延和全球合作深入的必然结果。全球治理最早由德国前总理威利·勃兰特于20世纪90年代初提出,他同瑞典前首相卡尔森等28位国际知名人士于1992年在联合国发起成立“全球治理委员会”,1995年该委员会发表了题为《天涯成比邻》的全球治理现状研究报告。同时期,美国著名国际关系学学者詹姆斯·罗西瑙出版《没有政府的治理:世界政治中的秩序与变革》一书,从学理层面上探讨全球治理。他认为全球治理是由共同目标支持的活动,既包括政府机制,也包含非正式、非政府的机制。全球治理范围下,各色人等和各类组织得以借助这些机制满足各自的需要、实现各自的愿望。继罗西瑙之后,全球治理理论很快得到各国学者重视与关注,例如美国学者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瑞士学者彼埃尔·德·塞纳克伦斯对于全球治理从不同视角进行阐释,而根本内涵都保持一致:全球治理是维持世界秩序的规则和规范。虽然全球治理源于西方,但中国国内自21世纪以后也开始形成具有影响力的全球治理观。学者俞可平认为,全球治理是通过约束力的国际规则解决全球性问题,维持正常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是各国政府、国际组织、各国公民为最大限度地增加共同利益而进行的民主协商与合作,其核心内容应当是健全和发展一整套维护全人类安全、和平、发展、福利、平等和人权的新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包括处理国际政治经济问题的全球规则和制度。蔡拓则把全球治理定义为:以人类整体论和共同利益论为价值导向的,多元行为主体平等对话、协商合作,共同应对全球变革和全球问题挑战的一种新的管理人类公共事务的规则、机制、方法和活动。国内外学者对于全球治理的认识在价值和目标上比较而言,中国的全球治理观更加强调各国政府、组织间包容协商的合作方式及实现共同体利益的共赢导向。

随着全球化深入发展,全球治理理论经过20多年的发展演变已经逐渐丰富成熟。然而,当今世界“逆全球化”暗流涌动,全球化遭遇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全球治理实践也面临不小的困境。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全球贸易持续低迷的情况下,一些国家出现的以保护主义、孤立主义为代表的与全球化潮流反向而行的动态。美国作为曾经的全球化带头大哥悍然实行贸易保护政策,开始转变为“逆全球化”的领头羊,英国正式脱欧被西方媒体称为“全球化时代终结标志”。自此,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核心国从全球化秩序格局中撤退,传统的“英式全球化”和“美式全球化”难以为继。事实上,“逆全球化”暗流反映出的根本问题是发展不平衡问题,金融危机、地缘政治冲突、宗教恐怖主义等全球性问题对全球化产生了重大的负面影响,都是逆全球化的重要推手。

当前,世界经济、全球化和全球治理都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西方国家主导的全球化秩序以及维护全球治理机制的意愿与能力开始明显弱化,传统核心国家的重要性在全球经济体系里快速下降,曾经以欧美为领导角色的全球治理体系开始出现真空,新兴市场国家也开始意识到自己必须扛起承担全球治理责任的角色。作为全世界第一大贸易国和吸引投资国、第二大经济体和对外投资国,作为新兴经济体的核心代表,中国的态度和立场对于全球化下一步的发展至关重要。世界期待“中国主张”,中国需要提出自己的观点和看法。

中国既是全球化受益者和贡献者,也是坚定的支持者,中国的立场是坚定不移支持经济全球化发展。2016年9月在G20杭州峰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郑重表示:“我们将继续深入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支持多边贸易体制。”同年11月,习总书记在APEC利马峰会上又谈起全球化问题,他说:“当前,围绕经济全球化有很多讨论,支持者有之,质疑者亦有之。总体而言,经济全球化符合经济规律,符合各方利益”,应“坚定不移引领经济全球化进程。反对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为经济全球化注入正能量”。中国为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尽管自身也受到当前“逆全球化”暗流的冲击,但仍以负责任的立场,提出建立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新型全球化,以实际行动引领新型全球化的发展。

早在2013年,中国就已提出建设“一带一路”合作倡议,深入践行创新、开放、联动和包容型全球治理新理念。中国的“一带一路”建设以发展“五通”为重点,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以发展战略对接为路径,通过整合资源,优化配署,促进沿线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实现共同发展与繁荣,开创了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开放包容、互惠互利、合作共赢的区域经济合作新模式。时隔五年,倡议得到了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响应,中国目前也已经和60多个国家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如果“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目标都能够在“一带一路”的大盘子里加以推进实现,合作各国一起走向“命运共同体”是可以预期的。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几年来的不断演化,其全球治理的实践框架已经比较明确:第一,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理念应对逆全球化的全球性挑战;第二,深化南南合作,在调整国内经济结构,同时加速发展中国家落后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在大范围建设区域互联互通的制度与硬件基础,注入实体经济动力,带动欠发达国家后工业化进程;第三,实现各国在“一带一路”倡议中的多元主体的平等参与,打造欧亚大陆经济一体化,促进多元文明共生共荣,实现各国经济事务共赢合作的良治局面;第四,对现有的国际多边体制,包括IMF、World Bank、WTO进行改革倡议,必要时通过“一带一路”合作,突破西方国家主导的现存机制体制束缚,倡导新型多边主义,建立新的多边体制。

“一带一路”倡议作为新全球化背景下的新的合作机制和治理模式,是发展全球区域经济合作的中国智慧和方案,也是中国向世界提出的,能够有效应当前全球经济结构失衡,抗衡逆全球化挑战,配合全球经济包容性和可持续性增长需求,推动全球治理体制改革的全方位合作倡议。

九、郑亮:“一带一路”建立不以西方国家为主的国际网络

 

新疆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2000年前的古丝绸之路,以纯粹的贸易为主,极少受到地缘政治因素的干扰。现如今,面对复杂且多变的国际形势,尤其是美国对东面的围堵,对中国的崛起与发展起到了遏制作用,使中国遭受到地缘政治的严峻考验。

2012年10月,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缉思提出了“西进”战略,就中国当时面临的亚太局势建议应面向西部,为西部大开发提供地缘战略支持。他将“西部”主要界定为中亚、南亚、中东及里海地区,主张加强与这一地区国家的合作。王缉思教授认为,“当美国战略重点‘东移’,欧印俄等‘东望’之际,地处亚太中心位置的中国,不应将眼光局限于沿海疆域、传统竞争对象与合作伙伴,而应有“西进”的战略谋划。”

“一带一路”倡议从东向西贯穿了欧亚大陆上几乎所有的重要战略枢纽,其顺利实施可以使中国成为欧亚一体化的主要经济和外交力量,从而建立一个不以西方国家为主的国际网络,为中国的发展迎来新的机遇。“一带一路”倡议将目光投向西部地区的建设,可以激活西部地区的经济与社会活力,拉动我国第三产业的发展,以及我国产业转型升级;加强欧亚陆路通道建设,将欧亚大陆有效联系起来,重新配置中国部分产能和工业体系,有望实现国内区域间经济社会的平衡发展,以及不断拓展自身发展空间。

“一带一路”倡议与“西进”战略之间是存在交集的,着眼点都集中于西部,即我国西部以及周边的西部国家。在改革开放之初,我国优先发展东部地区,在东部地区发展起来之后,又实施了中部和西部大开发战略。但是西部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仍然落后于东部,与中亚地区也没有建立起紧密的经济与外交联系。“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是更大范围的实现“西进”战略。随着“六廊六路多国多港”大格局的形成,一批有影响力的建设性项目逐渐落地,在中欧班列、中巴经济走廊等推动下,有力促进了沿线各国经济发展与区域经济合作,实现共同繁荣。这五年来,中国西部借助“一带一路”的机遇,成为对外开放的前沿,并且将中国的经济,尤其是将西部地区的经济和周边国家可以更加紧密的联系起来。“丝绸之路经济带”途径中亚、西亚,再至欧洲,通过对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加大力度发展我国西部地区的对外投资和产品输出,有望完成西部地区的经济转型。

综上所述,我国西部地区幅员辽阔,文化旅游能源资源等十分丰富,发展相比东部地区仍然存在不少差距,这就更需要借助“一带一路”倡议实现对今后西部地区的长足发展。“一带一路”倡议为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发展贡献了中国力量,表达出中国崛起的声音,又能够改善我国中、西、东部地区发展不平衡的历史问题,为西部地区和沿线国家之间构建了共同繁荣的桥梁。

十、唐健:“一带一路”有“共”与“通”的国际秩序观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对他者的暴力:美国的主流国际秩序观及其“敌人”

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建立在对他者特殊性的恐惧、压制和改造上。自其诞生之日起,美国就是一个革命性国家,它追求将自己的意识形态、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社会组织方式推广至全世界,“对美国人来说,其国家的一致主题是,他们将要成为人类进步的先导。他们的国家主义自然会引导他们超越国家疆界的视阈”。所以,美国人总是在寻找敌人,也在担心敌人潜入自己内部,让自己内部产生分裂,丧失战斗意志。

美国学者提出的处理国家间关系的主要理论没有能够超越上述逻辑。美国主张的共同体理论主要是民主和平论,认为民主国家之间不会爆发战争,所以实现人类和平与繁荣的路径是在全球推广建立民主制度。但是,在面对“非民主”国家时,规范层面的冲突会导致制度约束的失效,美国总是认为自己需要“跨洋出海,扫荡群魔”。

所以,这种共同体理论建立在高度排他性的基础上,只要与自己认定的标准不一样,都可以被贴上“非民主”的标签,就是需要被改造的对象。这就导致民主和非民主概念划分的模糊和浮动性,所有游离自己主导和控制,以及能够对自己造成威胁的他者都可以被划入“非民主”这样一个概念容器。所以,民主和平论带来的另一个结果就是带有“圣战”色彩的民主推广活动,甚至是“用暴力使他们自由”(force them to be free),期望按照自己的意图对多样性进行改造。所以,民主共同体并不“共同”,它包含着强烈的“党同伐异”的色彩。

全球化意味着与他者的绝对遭遇,对多样性的恐惧和改造欲望意味着“永久冲突”,而且用暴力推广民主的效果并不理想,反而造成美国国力的损耗。所以,很多现实主义者反对民主和平论,但是他们也没有能够为现代国际政治提供坚实的基础。

民族国家是现实主义的想象极限。无论是经典现实主义还是新现实主义,他们都认为国家始终面临着不确定的危险(或者来自国家的权力欲望,或者来自无政府状态造成的不安全感),所以其它国家总是自我的威胁。在这种思路下,只要有其它国家实力增强,那么它就有可能对自己造成威胁,就需要采取平衡、遏制和削弱等政策,造成国家之间的关系的紧张。我们在前面的分析中已经指出,在现代性的作用下,国家之间实力对比的变化是恒常的,所以在现实主义思维逻辑的作用下,国家之间的矛盾、冲突和战争也是恒常的。

  “共”与“通”:建立在多样性基础上的国际秩序观念

习近平总书记在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开幕式发表主旨演讲时表示:“历史地看,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不是哪些人、哪些国家人为造出来的”,“世界经济的大海,你要还是不要,都在那儿,是回避不了的。想人为切断各国经济的资金流、技术流、产品流、产业流、人员流,让世界经济的大海退回到一个一个孤立的小湖泊、小河流,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符合历史潮流的”。

技术和经济的全球化带来的结果是人和文明的不断遭遇,这种遭遇在带来相互交流和借鉴的同时,也在刺激相互之间的摩擦和冲突。为应对这一状况,中国提出的构想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与西方的各种共同体(现在最流行的是民主国家共同体)存在根本差异,前者建立在多样性基础上,而后者建立在排他性基础上,前者是全球眼界,而后者归根结底是自我欲望的向外投射。因此,它们为达致国家之间和平与繁荣所提供的方案是不同的,西方的各种共同体方案要求差异的消失,采取的是威慑、分化和改造其它国家和文明的策略,只有在政治、意识形态、宗教和经济上达到相应的水准才能被纳入到“我们”这一团体内。但是在排斥差异性的基础上,普世无外的共同体永远不会到来,因为一种差异标准的消失,意味着另一种差异标准的诞生。

“一带一路”则为实现建立在多样性基础上的国际秩序提供了可供尝试的路径:首先,“一带一路”的核心原则是“共商、共建、共享”,参与者都是主体,而不是等待被某一个主导国家改造的客体,这一倡议的目标、方式和路径都是在参与者相互沟通与互动中逐渐形成、演化和改进的,“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不断朝着人类命运共同体方向迈进”;其次,“一带一路”的内容是“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通”既是过程,也是目标。“一带一路”的多样化主体需要在政治、经济、基础设施、资金和人员往来等不同领域增进了解、信任与合作,最终实现“不同”但“通”,即对他者的理解、包容与欣赏。

所以,“一带一路”反映的是我们为国际秩序带来了“中国方案”,这不是要彻底颠覆现有地区和国际秩序,而是要做改进,要为深入推进的全球化引发的一些列问题贡献中国思维与智慧。

十一、曲鹏飞:“一带一路”推动全球文明互鉴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一带一路”倡议所涵盖的亚欧大陆、非洲大陆被麦金德称为“世界岛”,是世界上面积最大、人口最多、文明多样性最丰富的区域。十六世纪之前的世界历史实际上就是这一地区诸多文明古国荣衰兴替的历史。

与澳洲、非洲南部、美洲等历史上的孤立、半孤立文明不同,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在四千多年的历史中始终通过贸易、宗教和战争保持着文明的交流,东亚、南亚、中东、欧洲等人类文明的几个“轴心地带”始终保持着经济、文化、宗教、技术和制度的碰撞与融合,古代的陆上、海上丝绸之路像南北分列的两条纽带,贯穿于人类文明的发展史,将“世界岛”上的居民紧密相连。

“一带一路”沿线地区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文明的发育与进步需要源源不断地与外界交流,否则就会陷入封闭与衰败。古代的丝绸之路是世界经济交流的主干道。粮食、皮毛、药材、丝绸、茶叶、玻璃、贵金属等物资通过东西方的商队源源不断地进行交流,满足各时代人民的物质需求。古代的丝绸之路是世界思想交流的集散地。丝路沿线的各地区人民充分汲取其他文明的思想,形成思想上借鉴与完善,中国的大部分宗教都是丝绸之路上“舶来品”,经过中华文明的吸收借鉴,业已成为中国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欧洲在文艺复兴过程中也曾热烈拥抱来自遥远东方的道德哲学,坚定反对宗教蒙昧和封建王权的决心。丝绸之路沿线各国的兴衰一再证明,文明的进步不是闭门造车可以实现的,必须经过海纳百川的吸收融合才能完成。

不可否认的是,丝绸之路在历史上带给人类的并非总是正向收益,为了争夺财富与权力,对抗、征服在丝绸之路上屡有发生,匈奴西进、十字军东征、蒙古的扩张围绕陆上丝绸之路展开,欧洲殖民者对东方财富的掠夺则基本围绕海上丝绸之路布局。战争带来的收益随时间递减,而战争带来的创伤则是深刻而持久的,在新时代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必须从丝绸之路数千年的历史中汲取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是多边共赢之策,是和平崛起之策,通过“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建设,推进区域基础设施、基础产业和基础市场的形成,促进广泛的互联互通,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进而实现文化思想交流的繁荣,推动各文明之间的互学互鉴。

历史上,丝绸之路每次大发展背后均有一个处于高度速发展的文明在推动,汉唐时期中国丰富的物质文明为推动丝绸之路发展提供了经济动力,中世纪中东的伊斯兰诸王朝成为衔接丝绸之路的中枢,近代以来欧洲各国对财富的追求不断推动欧洲各国在陆上、海上丝绸之路的扩张,进而将世界各地区带入全球化时代。如今,西方主导的全球化带来的弊端正在持续暴露,纠正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推动国际合作新思维,为不同文明提供多样性的合作新范式是新一轮全球化必须解决的问题。中国推动的“一带一路”倡议,坚持共商、共享、共建的基本原则,致力于给目前处于动荡和混乱之中的“丝绸之路”带来新的持久的和平与繁荣,使古老的丝绸之路重新焕发生机,必将推动全球文明地进一步深度交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