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与中国道路”学术论坛北京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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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士顿双语网讯】11月1日,中华文化学院(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和库恩基金会主办的“中华文明与中国道路”学术论坛在北京举行。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宋怡明教授(Michael Szonyi)、北京大学教授钱乘旦等20余位中外知名学者,围绕“中国道路的文明根源”、“中华文明的核心要义”、“中华文明与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华文明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多元文明的交流互鉴”等议题发表观点、碰撞交流。

“我参加了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招待会、国庆70周年阅兵式,24小时之内亲耳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两个讲话,亲眼目睹了中国30多年的发生的巨变,总结起来有六大因素……”参加11月1日“中华文明与中国道路”学术论坛的美国人罗伯特•库恩,用简短的开场白充分显示了他与中国的“不解之缘”。

中国改革友谊奖获得者、接触过几代中国领导人、《他改变了中国》作者、制作了美国公共广播公司系列节目《走近真实》……在库恩来到中国的30多年里,他与中国全方位、多层面的接触,赋予了这位美国人对中国特殊的视角,也因此得到了中国最高规格的认可与礼遇。1989年1月首次受邀访华时,库恩的身份是投资银行家,并拥有大脑解剖学博士学位。“我从第一次来中国,就迷上了这个国家,中国给了我全新的感受,中国人热情好学,并坚定要提高自己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水平。”他说。

对为何能获得中国改革友谊奖,库恩(上图)认为,是他致力于向世界讲述一个真实、全面、复杂的中国。“如果这个奖提前20年甚至10年颁发,我肯定没戏。”

 

评价“中国奇迹”的6大原因

 

论坛上,库恩讲述新中国成立70年与自己在中国的30年的经历时表示,除了经济成功,有两个历史性转变值得大书特书:一个是从封闭到开放,成为全球化的领军者;一个是从贫穷到富裕,为世界减贫事业作出卓越贡献。库恩总结了“中国奇迹”的6大因素。首先,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强有力的统一领导和正确决策有着直接关系,“在政治稳定的前提下,充分调动经济和市场活力,中国才能实现这些目标”。

 

“中国人民的勤劳苦干,他们拥护和支持政府政策,为改善家庭生活和国家命运而长期努力,也是关键因素。”库恩说。再则,中国政府的政策和目标都着眼长远,一般都有长期、中期和短期目标,并不断根据形势调整和修改实现这些目标的政策和措施。

 

改革开放的决策,刺激了经济发展,激发了创新活力。库恩表示,中国奇迹发生的另外两个关键因素是,中国政府在实施和推广一个项目或一项政策之前都会进行小规模试验和测试,总结经验教训优化之后才会在全国推广;一些项目和政策在实践过程中发现问题则会及时承认,并及时调整和修正,“这些方式方法都值得鼓励”。

 

向世界介绍中国的扶贫故事

 

今年7月,库恩的努力又有了新突破——拍摄了一部从外国人视角解读中国“精准扶贫”的纪录片并在美国公共电视网加州电视台黄金时间播出。为拍这部片子,75岁的库恩作为主持人和撰稿人,跟随摄制组辗转于中国西部贫困家庭。在他看来,这种辛苦是值得的,因为扶贫正是讲好真实中国故事的一个绝佳角度。

 

库恩认为,扶贫是关于中国的举世瞩目的故事之一,但这一故事并未得到世界的充分认识和正确评价,也是最不为世界所充分认识的故事之一。纪录片播出后,中国的扶贫故事让美国观众感到震惊,有些人过去认为中国根本不关心贫困阶层,瞧不起贫困阶层。这是多年来美国为首的西方对中国严重误读的结果,从纪录片中他们看到了扶贫是中国正在发生的最重要的事情之一。而这正是库恩30年来努力想要扭转的。库恩表示,当未来的历史学家写下我们这个时代的编年史时,中国的精准扶贫很可能就是专题故事之一。

 

演讲结束时,库恩说,中国向世界发出了这样一个讯息:到2049年,本世纪中叶,新中国成立100年的时候,中国将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世界都在关注我们,我们也必须为之而努力。”

各国发展的不同道路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钱乘旦教授(上图)在演讲中指出,多样性是人类文明的基本属性,自从文明产生以来一直如此。人类的早期文明就具有多样性特征,两河流域、尼罗河流域、印度河流域、黄河长江流域的远古文明都有自己的特点,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常识。各种文明独自发展,并没有产生“普世价值”。为了节省时间,我只把欧洲和中国做一些对比。

 

古希腊是古代欧洲文明的诞生地,和其他地区的早期文明不同,古希腊以城邦制为其特点。在世界其他地方,像波斯、埃及、两河流域,乃至中国,地区性的文明最终都向地域国家或“帝国”发展;希腊的城邦制却是固化的,始终没有形成统一的国家。结果,古希腊的辉煌文明最终消失在城邦的战乱中,成为历史的匆匆过客。

亚里士多德等希腊哲人对这个制度的负面评价影响了整个欧洲的政治观念,在此后两千多年时间里“民主”被视为贬义词。值得注意的是:古代罗马,作为古希腊文明的直接继承者,在诸多方面都体现古希腊的传统,但它从来没有出现过“民主制”,并且它最终发展成庞大的帝国。罗马的变化更符合古代世界的共同走向,看起来罗马比希腊更“普世”。西罗马帝国解体后欧洲进入封建时代,国家的权力被领地瓦解。尽管中世纪的欧洲并不“黑暗”,它仍然充满生机,但是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它却落伍了。这以后,东西方文明拉开距离,按照美国加州学派的估算,在18世纪之前的1000多年时间里,中国的GDP总量始终世界第一;东方“先进”、西方“落后”的态势长期不变。

 

中国在5000多年前已经存在众多“酋邦”,最终向统一国家方向发展,“夏”和“商”就是最早的地域性国家。公元前800年,当欧洲刚进入荷马时代,周朝就用分封制规范了土地的分配形式和社会的等级秩序,而在欧洲,类似的制度要过1500年才逐步形成。分封制后来造成中国社会的严重解体,持久的战乱延续了数百年。有过这一段经历后,秦始皇在公元前三世纪统一中国,统一从此就成为中华古典文明中最珍贵的遗产,它保证了中华文明的延绵不断,保证了国家的永续长存。在世界所有文明中,中华文明是唯一自远古至今日未曾中断的一个文明,政治统一是它的保障。

除了政治统一这个因素,还有一种强大的思想粘合剂,那就是孔子的学说。孔子生活在战乱不断的时代,人民的生活极为动荡,他因此希望结束动荡,回归秩序,因而设计了一套关于秩序的学说。这套学说成为中华古典文明之集大成:它崇尚和平、反对战争,倡导公德、拒斥私利。几千年来,它一直是中华文明的精神载体,保证了中华文明的生生不息。

 

文明须有两个载体,一是政治的载体即国家,二是精神的载体即意识形态。中华文明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孔子的学说(精神载体)与帝国的结构(政治载体)高度结合,形成了思想与国家的完美对接。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上社会稳定和经济繁荣有直接的联系:凡是社会稳定,经济就繁荣;凡是社会动乱,百姓就遭殃。孔子学说之所以成为中华古典文明的核心价值体系,有其深刻的社会学根源。

 

各国的发展道路是不同的,没有统一的现代化模式。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特色,就连发达国家都是这样,发展中国家就更加如此。因此我们看到有拉美模式、东亚模式、阿拉伯模式、苏联模式、新加坡模式……当然还有中国模式。非西方国家采用不同的方式完成或正在完成现代化,这是当今世界的趋势。用强制手段推行某种“普世价值”只能造成灾难,20年的中东动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值得注意的是:在现代化进程中成就最大、最引人注目的,几乎都是古老文明的核心区:中国、印度、俄罗斯、土耳其、埃及、伊朗……经过一百多年的努力,这些国家找到了自我,恢复了信心,古老的文明获得了新生。曾经因西方霸权而形成的文明之间的不平等关系现在被扭转,出现了我所说的“文明的回归”。“回归”意味着文明的多样性再次呈现,文明间的相互关系重新平等;“回归”也意味着人们更多地思考古老文明的现代意义,用传统的智慧去解决现代问题,比如:人与自然的关系,道德与利益的关系,个体与群体的关系,自由与约束的关系等等。现代化把我们带进一个新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文明将共存,人类将共荣,那不仅是理想,也是我们共同的责任,毕竟人类生存在同一个星球上,只有共荣才能共存。